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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课、评课、写课，教学引领者必须的生活（三）

2014年03月24日 08:30:05 访问量：1166次

文字：窦桂梅

（三）写课，写得出水平

一名优秀教师要学会表达自己，而写作则是表达自己的最佳方式。只有真切体会到写作价值的教师才会对写作充满感激，而不是仅仅为了发表文章，参加所谓的论文评比。写作不是创作，而是一种教育生活。具有写作兴趣的教师总是富有丰富的情感，拥有理性的头脑，总是保持一种敏锐的目光，悉心体察身边的冲突和矛盾，聚集点滴的教育教学感悟，汇成思想的洪流——也就是基于这种想法，已经不当班主任的我，把写转移在“写课”上。

“写课”就是在思考教学，就是在表达思想——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只看不想，只说不写，回过头来什么也没有留下。

“写课”是一种很好的积累。写课不是简单的口头议论，而是对话、反思与梳理的综合过程。如果说评课是感性认识，那么写出来就是理性认识。说话和写作都是表达。但是，口头评课，带有随意性、不确定性。写课，却能将散乱的评课组织化、条理化为显性经验。

几年来，围绕教师专业活动，我的写课成为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，不仅有利于他人，同样成就了自己。就个人体会，整理听课笔记能够更加逻辑地表达、规范地表达、精细地表达。这样的写，相对于现场议课的说，就具有了更高的对话质量。比如结合上学期西苑学区的“师生间平等对话”，“基于经验的学习”的专题研究课。在学区的鼓励下，听课后我写了四篇文章，梳理了一些问题。比如什么是对话？基于怎样理念的对话才算是真正的对话？对话中“对”的究竟是什么，是一问一答吗？“师生平等”，仅仅是教师的和蔼表情吗？基于经验的学习，是基于学生的经验还是教师的经验？经验是把双刃剑，教师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经验，如何判断学生的经验是否正确，等等。

当我把这些不成熟的思考写出来，印发给老师们的时候，他们阅读我的写课，要比听我现场的评课获得更多的沉淀。过后，中关村二小刘利主任专门写过一封信，并通过电话交流这些话题，可以说，这样做所带来的收获，已经远远超过了评课本身。

就我们学校来说，2002年底，我曾写过《教育的对话》，给清华附小所有的任课教师每人一篇文章，以表扬为主——因为那时候自己来学校才一年，摸不清脉路，生怕就此堵塞了老师们的言路。而后2005年底，一位编辑看了我的听课笔记，惊呼我的创造，于是就急匆匆的出版了《梳理课堂——窦桂梅课堂捉虫手记》。这本书，重在捉虫，直面问题。后来竟成为当年教育畅销图书排行榜前三名——尤其是在江浙一带，我的这本书，据说很多老师人手一本。

近三年来，我在课堂上不仅听常态课，也听研究课。既“捉虫”，也“拣金”，尤其上个学期，西苑学区名师工作室建立以后，为了方便老师们阅读，我把这两部分的文章放在我的博客里，不光是共同体中的那十位教师，我们海淀的不少老师都在跟着阅读。于是，这样的写课，就成为了不仅仅是属于我们学校老师的，更是各个兄弟学校老师们可以利用的校本教材。因为有的案例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，但可能只在一个老师身上听到，我就结合这一类的话题，写成系列文字，打印下来，让所有的相关学科的老师阅读讨论。既避免了其他教师出现该教师的问题，也可以留着给下一个学年的老师作为培训教材。想想，这个方法真好。

比如，这个学期我写过三篇关于识字教学的文章，为了说明问题，我还亲自上示范课，现身说法。结果，那些被我评课捉虫的老师们特别好，也写了反思作为回应，我们还专门又把一、二年级的语文教师召集一起，讨论识字的问题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。由我的写课，到他们的再次写课——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写本身。

再有大家可能看到了我写给音乐教师的一篇评课。该教师阅后深有感触，于是，整个音乐组先自发学习，然后我和主管科任的傅雪松主任专门和他们就音乐教师“学科专业知识”与“教育学技巧”如何结合的问题展开了研讨，让教师们懂得，教师不是音乐家，教师更不是教练，而应当努力音乐教育家才对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写的捉虫文字，拣金文字，都要给当事人阅读，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，我才放在博客或者印发给其他教师们学习，从某种意义上说敢于展示自己不足，敢于呈现自己的失败，应当说也是一种勇气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这样的文章，不是来自外部世界，而就来自自己的身边，甚至就是自己的故事，由此教师就会对文章中提到的问题格外的重视，才能够对自己的教学“动真格的”。教研《三打白骨精》的前前后后，语文教师一共写了47篇文章。数学，美术，体育，音乐等其他学科的老师们听了这堂课，也参与了评课，也写了共计41篇文章。语文老师有的写了两篇。体育老师张志刚在文章中写到——虽然正义有的时候不被人理解，可能有时候还被误解甚至歪曲，但阳光总在风雨后，那样的阳光更加明媚，一个成语叫作“邪不压正，恶贯满盈”，这也是我们做人需要警醒的地方。白骨精的行为告诉我们，智慧要为善良的人生服务！这样具有哲学意味的深度思考，竟然来自经常自嘲为“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”的体育老师笔下，由此，我们还怎能小看老师们的写作水平、教学水平。此后我的教学实录，以及胡兰的《漫溯，向语文教育的更深处》，苗玉春的《以语文的方式教语文》，发表在《小学语文教学论坛》的“名家名课”专刊上，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。这些文章在我校老师们中间撞击的波澜，由此也应当能够见其一斑了吧。

帕尔默在《教学勇气——漫步教师心灵》说：“与真命题相反的是假命题，但是与一个深刻真理相对立的，可能是另一个深刻的命题。”——书写、记录的美好，与之相对的就是辛苦。教学引领者要舍得花功夫写出来，这不是半个小时，或者一个小时就能穿凿附会出来的。不是真正习惯于写作的人，是不会知道爬格子的苦处的。往往我们说的很好，落在笔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还有，“改”要比“写”的时间还长，经常要做在电脑前五六个小时。每一个万家灯火晚上，下班后不是放松安逸、觥筹交错，而是挑灯夜读，学习、反思、写作，这真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而最终究竟有多大的推动作用，其实我也不知道——我只知道，我必须动脑筋创造性地，做好我的教学引领工作。

再有，有多少老师能跟着我也记录自己的教学？以前在学校制度的强化要求下，曾经有些效果，但现在考虑到老师们的负担，已经降低了要求写课的数量了。不过，对于自己，我不能放松。因为这恰恰是我向老师们学习的机会，是提高我分析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。也是我，一个语文教师必须练就的基本功——因此，我要求自己不能情随事迁，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，守望教育理想就从坚守秉笔书写的习惯开始。

教研是一种文化。我认为，写课是学校教学工作的，是传承并发展学校文化的关键所在。一所学校如果不研究课堂教学，不记录教学，而频于忙碌各种活动，应付上级的上交的材料，甚或从来就没有经过深入思考而留下的文字经验，那么，这所学校是没有积淀、是不可能期待其厚积薄发的学校。我们的教师也必须改变“复制”“粘贴”抄写论文的恶习，这是对教师专业保有的最大敬畏。

编辑：夏国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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